生活在别处

革命是用来怀旧的

 文/许苍竹

未庄的阿Q，男性，属于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的“三无人员”，住土谷祠，从未交过房租。除了打短工混饭吃，业余爱好是围观被砍头的革命党人。可惜这样的经历只有一次，下一次是轮到了自己。

鲁迅在《阿Q正传》和其他的小说里，建构了一个革命市场。革命是个市场，是有价格的，是需要成本的。 

当革命将到未到，整个中国的商业社会尚未建立，纸币并未风行。革命的市场却闻风而动，或待价而沽，或囤积居奇。华老栓化了一包洋钱，高价买了人血馒头。王翁之父为长毛治疱侑食，获殊宠，得多金。赵秀才和假洋鬼子习惯低成本运作，便发起了对静修庵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牌子的革命。

如果我们穿越时间旅行，寻找并采访阿Q，他当然觉得自己将辫子盘起来，高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与小D发生战争，准备鼓起勇气向吴妈示爱是他生命里最惬意的时光，也是最大的收成。在被砍头的革命想象里，他也许也有着某种快乐吧，如果可以将就死的圈圈画圆，革命就是完满的了。关于革命的乌托邦想象往往是如此，革命不是摸不着的，革命是可以看到的，包括画圈圈，包括高声喊“100年过后又是条好汉” 。这些阿Q形迹往往成了后来的革命模本。

 于是革命者形象就这样鲜活具体起来了。他们有口号，有战斗，有破坏，有就义，也同样有“打倒”或者“万岁”这些激昂的临终表白。更重要的，它让我们看见革命是有成本的，革命是有价的。所谓革命无价，只是对革命的乌托邦想象。革命无价，只能对现有的世界造成更大的破坏乃至毁灭。革命有价，我们才能以市场经济的方式对革命进行估值，评判，再认识，再消费。

 革命造就了市场，辛亥革命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最后一句才是革命的关键，革命就是把一切给打翻了，重新分配市场资源，重新建立市场游戏。当我们过完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日子，当我们曾经一无所有过，也曾经白手起家，才发现建立起公平市场规则，才是革命的真谛。100年前的中国先驱们已经在建设这样的市场了，今天，我们依然要为完善这个市场而继续革命。

 未庄人阿Q俨然是个失败的革命投资者。他在这个市场中，仅仅买到过一时的快乐。他想成为一个革命的销售者，好不容易找到了革命批发商，却无法付出成本“人力、物力”购买革命。他成了路边打游击的无照经营的地摊商贩，终于被城管抓到把柄后，失去了所有的成本——其实他的资本有且只有，他的身体，他的生命。

 但辛亥革命给我们一个最伟大的启示是——我们如何在现有的市场体制下，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最大的革命。让更多人先富起来，而不是先让他们一贫如洗，然后再建立市场的“彻底的革命”。无论是“咸与维新”还是“彻底革命”，唯物主义者以为，实践才能检验真理。

 实践其实已经有了一些答案，这需要我们现在重新审视“革命”。武昌起义之后，中华民国成立。从民国元年到1949年，尽管中国境内战争不断，维稳费用庞大无比，但中国GDP飞速发展，增长率一直在9%左右，远高于日本的3%。民国的工业增长率在 1912—1920年间高达13.4%。而被称作“黄金十年”的1927—1937年间，民国政府在政治、经济、基建、文化、教育、社会政策、边疆民族政策、外交、军事等施政各方面皆实现巨大成果，整体环境为1840年以来中国最高水平。 

革命首先是身体的革命。最近流传这样一个桥段，我们无需怀疑故事的真实性：法国使臣罗杰斯向大清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没等皇帝回话，贴身太监姚勋抢嘴道：“这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身为奴隶，却一直替主子着想。被摧残的身体所寓含的是自由的灵魂同样被市场垄断和禁锢。 

1911年，大清国著名的太监李莲英辞世，他不知道，和他一起埋葬的，是自己伺奉了几十年的帝国。当然他不是最后一个太监。最后一个太监叫孙耀庭，1996年辞世。宣统元年净身。不久，革命爆发，他失业了。跟随溥仪从北京跑到长春后继续失业，最终在寺院里度过自己的后半生。

 革命首先是从身体开始的。辛亥革命，是一种从头到脚的革命。剪掉男人的辫子，放开女人的小脚。当大清国通过杀戮将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辫子上时，它最终将在辫子剪掉之时轰然倒塌。

 然而，身体上的改变比起砸烂啥啥旧世界，建立啥啥新世界更加艰难。鲁迅谓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便是说未庄的阿Q，没有将辫子披散或者剪掉，而是将辫子盘起来，精细地维持着夏天的状态，以为这就是革命。其实阿Q很清醒，他不过是个骑墙的革命小贩。知道城里有人剪辫子便不再到城里去。一个古代中国，以一种半边辫子的方式结束，确实悲哀了些。也从此，这个叫汉人的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服饰。

 1911年代的革命时尚绝不是前额光秃，后脑披发。他们要把辫子盘起来，在革命与复辟之间左右逢源。时尚与革命的差距就是这样，时尚往往是革命完结后的产品，新潮，却不彻底。这种感伤，让人想起1980年代的喇叭裤，这个被当作流氓行径的装束也成了革命的先行者。今天的时装设计师们，该如何感谢当年离经叛道、流氓气息的喇叭裤。

 而以前的时尚产品，绿军装，这个革命的直接衍生物，则从未遭到过这样冷遇。

 身体的革命是时尚的一部分，革命造就了时尚，时尚的另一个词也就是一种持久的革命。与剪辫子的革命比起来，裹脚布则意味着与传统中国决裂。这段革命花费了更长远的时间，时至10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在山区中发现被畸形化了的老太太。而今天男人们的趣味，有时也凸显在女人们是否有双36码的脚。无法妻妾成群，却二奶三奶横行。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阿Q没了身体，于是阿Q就没有了革命。今天的下属们也经常这样劝谕干部。在革命的年代，身体被符号化了以后，身体不再属于自己，只属于革命市场流通的一部分。

 我们曾经在自己的身体上打造出许多革命印记。将中国变成一个巨大的革命机器。如果切•格瓦拉是个热爱雪茄和女人的浪漫的革命者，那中国众多革命的浪漫是，禁欲主义，不讲人情，坚持斗争，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毛主席万岁是革命的，跳忠字舞是革命的，砸烂孔家店是革命的，土火炉大炼钢铁是革命的，与革命相关的词汇和语录曾经铺满我们的墙壁、书本，眼睛所及，耳朵所及。

 革命要麻要辣，要口号，要标语，要砍头要流血，要被砍头被流血。革命就是这个样子，所谓“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从小就被这种成本学激昂的得热血澎湃，随时做好献祭革命的准备。

 革命不是匮乏，革命不是艰苦奋斗，革命不是斗资批修，革命却是一定要付出代价。革命同样可以通过不激烈的方式，非暴力的方式进行。作家格拉德威尔在回忆196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一次细微的事件：因为咖啡馆的店员对黑人学生说，我们不向黑人提供服务，美国南方的静坐抗议像病毒一样蔓延。在一个没有手机没有twitter和Facebook的时代，关于民权的革命，贯穿了美国整个60年代。

 这种看起来不流血，不彻底的革命，一样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我们的生存状态。

辛亥年，革命其实早已开始。 

革命是用来怀旧的，用来翻案的，是用来对既定生活的重新审视与颠覆。当我们抛弃十月围城式的杀戮，抛弃义和团式的神棍咒语，抛弃武斗，抛弃文批，将生活的改变视为革命的真谛时，阿Q叔叔的头被冤枉地砍下了，那是阿Q时代的局限性，他没有来得及享受到革命的成就，他同时代的长寿者们也很少能等到国家和平安定的日子。孙中山遗言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个未成功的革命在鱼龙混杂的时代搅起一潭浊水，革命一直在努力和继续努力。“被盘起的辫子”就是老百姓对革命最直接的评价。所谓彻底的革命是要人命的，当年清军入关便如是。头发的权力等同于生存的权力。满族人如果再强力推广行销满文满语，今天的中国也会失去古老的方块字。

 如果不彻底是一种盘辫子到解辫子的方式，粗暴的剪辫子其实也不过如当年清兵入关时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一般。鲁迅在小说中笑话革命不过是“咸与维新”。革命的本身不是目的，如果能够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平均地权”，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多砍几个头颅，多剪掉几根辫子，何必在意所谓的革命彻底与不彻底，何必在意市场的纯净不纯净。

 今天，当我们不再用敌我的眼光爱恨的字眼看100年前的这场革命，我们发现革命其实早早已经开始了。废除科举是清政府自己做的，君主立宪，也是当年急于完成的事体。就像当年崇祯帝未能挽救大明王朝一样，晚清政府没能够让自己的产业继续垄断下去。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五千年中国就是个楼脆脆，楼歪歪，楼倒倒。楼倒了，然后继续起高楼，继续宴宾客。每个大宴宾客的房间都那么崭新，都是拆了建，建了拆的革命痕迹。都在不忘阶级的苦，牢记别人的楼。项羽的一把火将阿房宫烧得片甲不留叫革命，革命便有了一种善于摧毁一个旧世界的一群人。而新世界的建立却是一样的漫长而充满挑战。好不容易建成了，新世界在后来者眼里，又成了亟待摧毁的旧世界。革命，就是这样不断否定与再否定的过程吗？

从100年前，我们结束2000年的专制帝国王朝，结束一个执迷于掌管天下的神话系统，这个世界以豪华的姿态进入了现代。从这个角度来说，辛亥革命建立了一个新的市场体系。我们在诉说辛亥革命不彻底的时候，革命，有时就被误判成神话和迷信。

  所有坚硬的都已烟消云散了，革命已经是一道风景。

 与孙中山同时代被尊为国父的人是列宁，这个苏联的领导者曾与孙惺惺相惜。在辛亥革命取得阶段性成功的时候，他热情讴歌孙中山，夸赞他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民主主义者。但同时，他对孙关于中国在50年后的革命想法，评价为“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

 其实列宁自己，也一样是个充满乌托邦天真想象的人物。革命同样没有在苏联实现它所索取的目的，共产主义还很遥远，苏联便已经结束使命，现在的这个国家的名字俄罗斯，正是当年列宁率领更多革命用生命推翻的沙皇时代的名字。

 如果100年前的君主专制继续，现在的中国将是怎样呢？当年国会要求袁世凯称帝，193人投票，193人全额同意。但袁世凯不过仅仅做了83天的皇位，在痛骂儿子误国中含恨死去。帝国时代的中国的怀旧，仅止于拍卖行，电影院，汉服复兴运动。他们更在意那个时代的疆土、霸气，以及时间赋予的古董的气质。现在的怀旧是民国，是辛亥年间发生的哪一场改变古中国命运轨迹的事件。 1911年，当革命成为肯定句式的时候，世界拥有的，此刻中国一下子也都拥有了。100年过后，当所有的坚硬的事物都烟消云散，革命已经成了一道怀旧的风景。旧上海，老电影，北平城墙，机枪与口红，申报，张爱玲，50多集的电影黄飞鸿。 

一杆民国时期犀角制造鸦片烟枪，标价150000元。一张中山陵门票，售价80元，现已免费。关于革命的风景，除了出现在每个城市的辛亥旧址上，还出现在旧货市场里。怀旧的时代，革命的价格并不是这种类比，但却可以如此消费。当中国的多数城市出现中山路的时候，当台湾和大陆共同尊孙中山为革命先驱的时候，当100年前那个特定的日子成为我们共同的纪念的时候，革命，用怀旧的方式去抚摸它，将会获得更多的收益。 

这些怀旧物品上，附着的事物，其实也是一种民国的过去，和几个沉睡了的词汇：民族，民权，民生。我们能透过那些袁大头的铸币，透过当年的鸦片烟枪，透过中山陵满目的风景，看到一个旧时代是怎样覆灭的么，看到一场中国从古代向现代艰难的过度的革命年代么。

革命的制造者们赋予了革命本身更多的激情、勇气、鲜血和生命。革命所造成的影响和伤害远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恢复或弥补的。但革命所获得的利润同样为我们共同享有。我们还记得自己的家园成为焦土的时光，比起这些死亡和饥饿来，这些诞生革命的地方，也可能是革命所向披靡之处，只有时间，才能让它恢复生机。

革命成为记忆的时候，汤武太遥远，太平天国又过于离奇。即使是100年前的这场革命，因为某种需要，也一样在彼岸被传奇化许多。辛亥革命留下的最大遗产就是革命，在随后的100年岁月里，中国的继承者沿着革命的道路狂奔，一路雨打风吹，一路改良维新。当时间将革命赋予商品的印记品牌的印记，我们发现革命所面对的市场不是革命，而是消费者我们，只有我们，可以购买革命，可以消费革命，也可以对革命说不。革命只有赋予了价格体系，它才能为市场所用，才能衡量是否所需，才能成为这个世界最极端的游戏的一部分。 

我们更期待时间是一剂温和的药，让革命不流血，让革命不暴力，让革命的成本不再居高不下，最终让革命回到身体。

博客选在端午继续，也算是个仪式。这个节日，是古中国给予诗人的最高礼遇。有几人知道孔子的忌日，但5月5这天，东方的人都记得是屈子投江的日子。尽管各地到处树孔子像，但没有一个纪念日，是为孔子而设。倒是端午，让诗人占了一席之地。这是中国的文化密码之一。当然，古中国教育没有统一的开学时间，不然，开学仪式就该是拜孔的节日了。

 3000年来，这个国家一直由诗人们管理着。此传统并非在儒家确立之后。当年的小县吏刘邦成为皇上，依然高唱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歌。与青春作伴的意气比起来，他曾经的对手，杀人如麻的项羽则低吟过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的婉约风格。除了柳永，多数诗人是要被这个国家当做管理人员使用的。所以有个诗人节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这样的节日是中国次重要的节日，也是跟中国的文化趣味有着莫大的联系。

与粗鄙的今天比起来，古中国虽然文盲甚众，但依旧是个文学精英作为主流的国度。虽然现在的中国城市与文化已经拆的面目全非了，还好还剩下几个优雅的城市名字，还剩下几个不曾更改的街道名字，还剩下为数不多的节日。同样是这些仅有的节日，也能参悟些文化的密码来。

比如元旦（春节）是太阳节，中秋是月亮节，7月7是星星的节日。九月九是山的节日，五月五是水的节日，清明是土地的节日，元宵是火的节日（也可能是腊月24，这是个送灶神的日子，但元宵观灯、放孔明灯、鞭炮焰火则更准确些）。古中国的诗人精英们将世界破译成人与天合一的宇宙，天与人如何对接，节日，就是这样一个约会的节点了。只是中国方式并未按金木水火土五行来命名节日。中国的节日也就没有了森林的节日，没有黄金的节日。

和水发生关系的节日，有很多，比如7月15，家乡人称为鬼节，放河灯随水流寻找灵魂。但端午是真正的水的节日。菖蒲，艾草，粽子叶，甚至粽子里包裹的糯米都是水生或傍水而生。端午吃的鸡蛋看似与节日无关，但我记得小时候的最爱，是端午节里还有完整的鸭蛋和鹅蛋，这两种却是水生动物的产品。两样卵体其他日子是很少享用的到的。特别是鹅蛋，水煮后，蛋白坚硬，蛋黄有股浓烈的水腥，除了端午可以和鸭蛋、鸡蛋、鹌鹑蛋炫耀性的摆放成中国盒子似的玩意儿。

在家乡，一直用芦苇包裹粽子，便担心那些不在水边的地方，他们是如何寻访粽子叶。广州的粽子有用芭蕉叶子做成，也吃过竹叶裹成的粽子，但都不及芦苇叶做成的粽子，打开后满屋的清香。而艾草、臭蒲与香蒲，却有着别样的气味。及到成年后，才发现这些香草身上，藏着一个国家的精神秘密。

过去和今天为什么纪念屈原。屈原是个有国家的人，他所做的，一直在国家当做故乡一样找寻。我知道诗人是个行游的人。荷马如此，李白如此，屈原当然如此。3000年前的中国有怎样的道路。许多乡村与城市是隔绝的。本来有很多种语言，只在乡野流行，丹布朗说，语言是最神秘的密码。最初的诗人就是破解密码的人。

屈原寻找的密码是香草，是天，是楚国漫长的河流，是君子和小人之间建立的山野哲学。在这个朴素的世界里，善与恶总是很明显地，中国的概念中，没有一个系统的评判机制，善恶的对立，多寡，便是对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的评判。屈原给予了很多香草以君子的待遇，接下来，也就有了很多需要远离的恶的植物。

诗人最初的对话，就是在这些时尚的草花与佩剑中展开。这些，在今天并不流行。即使是端午，也只保留了香草，而拒绝了佩剑（有些地方是要用桃木刻成木剑的形状，与香草一起驱邪避疾的）。

知识分子和伪知识分子们今天仰望星空，当然这是个有传承性的动作，3000年前的月亮和今天必然不同，苏轼在想着嫦娥，卡麦隆却在追忆潘多拉星系游牧的岁月。跟放牧鸟群的那威人比起来，遥远的古中国没有游牧牛群等偶蹄类动物，却应该在黄河与 长江边上让孩子们带着鸡鸭鹅在房前屋后驻留。只有诗人是游牧者，虽然他没有赶着一群羊或者一群马，但他必然追鱼而下，逐雁南回，在天与人之间，寻找真正的故乡。这种信仰和宗教的区别是，宗教是指定了故乡，也指定了归途。而诗人们需要寻找故乡，他必然陷入更多的茫然与追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