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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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拉一角

从布达拉到扎什伦

跟前一组试图创意些不一样的是，这组图片想还原镜头中的世界。在平措，一个同乡不以为然地说，西藏的摄影，还需要PS？

西藏，因为太阳的原因，给人的感觉够纯粹。天，够蓝，草，够绿，人，够简单，世界表现的只是一种你取之不尽的情愫：浪漫的，乌托邦的，充满情绪化的，佛的，不含杂念的生存。这些，确实不需要PS。

我当时想回答的是，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已经将西藏PS了。我们的选择，我们的镜头瞄准之处，已经摒除了所有杂质。我们要蓝天，就避开白云。我们要虔诚的人群，就避开商贩，我们要藏族风情，就避开成都小吃。我们要幸福生活，就避开巡视的军人。

所以，我们不断放大我们没有的经验，而将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包括沮丧、痛苦、失败等种种掩埋起来。其实在西藏，这些可能也是无法躲开的。但，谁会去在乎呢。谁会跟来者说可可西里偷猎者呢。谁会说街边追逐的乞讨者呢。谁会留意断垣残壁上毛主席语录呢。

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佛。我们看见了光，我们也看见了消逝的童年。这些，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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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热爱穿着打补丁服装的毛泽东用颤抖的声音，在挂着自己画像的城楼上高声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后，他在这里，不断俯视这个国家的人们，衣着不变地从天安门广场走过。1949年后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时尚，从精英主义彻底转向了大众传统。工人与农民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工人与农民的旧有的模式，自然成为了一种需要保留并不断光大的时尚。于是在时尚的生活里，我们看到了搭在农民肩上的毛巾，戴在铁人头上的鸭舌帽，这些，在青年人的身体上被精心模仿着。

这些澎湃的改变都是为了一个主题词，革命。不错，革命就是时尚，但革命并非时尚的中心词，革命青年对于革命的想象不是革命本身，而是对于革命者的崇拜与模仿。所以革命的命题下，却是时尚呈现了极为保守的面目。这难道是时尚的错吗？全民一色，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想象的革命，更是对共产主义目标追求时的一种自觉。今天的朝鲜依然保持着这样的传统。在这个神话的时代，集体主义是，当小镇成为公社，更多青年被军队化，或者到公社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国服装在理想主义的旗帜下，获得了高度的统一。一个款式，一个颜色。不能有跳脱的色彩，个性的款式，不然，你将成为集团的叛离者，

当革命被集体化后，国家的意志便成为全民的意志，时尚的意志。在村庄，万恶的瓜皮帽消失了。在城市，纸醉金迷的旗袍和西装不见了。列宁装，中山装，雷锋装风靡中国，并让整个中国在30年的时间长度力，呈现出冷色系的黑色，灰色，深蓝和绿色。

但年轻人还是设法丰富服饰上更多的语汇的，比如布拉吉——这是一种向苏联致敬的革命符号。比如国防绿和军球鞋与列宁装和懒汉鞋——在六十年代的北京，这分别代表了军队大院与市民胡同两拨青年的不同时尚里骄傲和血统。还有更多细节，表现在补丁——这个最显革命本色的细节上。

毛泽东生前深爱补丁。在韶山展出他的一件睡衣上，缀有73个补丁。穿着许多补丁服装的毛主席，和他身边热爱打补丁的周总理，都让他们的服饰成了时尚的符号，这个符号并且在1968年传到了巴黎。或许是补丁的存在，并不断运用，让建国后的中国服饰时尚，延续了30年之久。补丁是让一件穿旧了的衣服获得生命的延续下去的方式。一件衣服的生命力，跟一个时尚周期的生命力，所形成的比例相似。

革命，爱情，亚非拉，理想，第三世界，联合，政治，羡慕，战斗，热爱，学习，所有的词汇都可以像补丁一样精心地缝合在衣服上。当年红军的五角星也是这么缝上去的。江姐在监狱里唱绣红旗，一直唱到1976绣金匾。补丁就是这么学来的，跟领袖学，跟电影学，跟现实而贫困的生活学。工业上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年青的军人和更多年青人学雷锋。雷锋当然是个自己会打补丁的军人。

很显然，补丁是一种革命的符号。它的现时性，继承性，和可变化性。将衣服的生命延续了下去，使之获得遗传的特质，而且有了微妙的个性。它也可能是，看的见未来的窗口。补丁，就是一种乐观的信仰。今后我们将在牛仔裤和更多关于青年的时尚里遭遇补丁。你将遭遇的不仅是记忆，还有那些曾经当做信仰的东西。生活，就是这样的不简单。

让我们简单解读一下，30年前的服饰哲学吧。补丁：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红袖章：坚定的身份。红像章，一种更坚定的忠诚。绿军帽，爱国主义。回力鞋，阶级的象征。肥大的衣袖与裤裆，劳动美学。过肥的腰身——是为了反抗身体——躁动的身体，很可能是最不坚定的革命的叛徒。

1980年代到来了。这时候有一幅著名的油画：《父亲》，作者罗中立。搭着白毛巾的父亲咧开嘴笑，他手中捧着的一碗混浊的水。碗上，打着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