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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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  见证1976

新华社原副社长李普先生的家，在头发胡同58号，客厅上悬着黄苗子赠给他的三个字：“不信邪”。那天李先生说到激动处：“套用胡 耀邦总书记的话，难道我当了这个总书记水平马上提高了吗？胡 耀邦还是胡 耀邦，我今天也要说，即使没有新华社副社长这个头衔，我李普还是李普。如果沒有這個頭銜，我能住上这么大的房子吗？这说明什么问题？”

在李普看来，中国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还有很多路要走。

1918年出生的李普，典型的湖南人。抗战时期追随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任记者、编辑、专栏作家，特派员。解放战争时期跟随刘伯承、邓小平新华社前线分社社长。建国后，曾任中宣部副处长、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1982年在新华社副社长任上离休。李普与老伴沈容夫妻二人皆为中共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李普也许是中共最重要的见证者之一。从抗战时期，他自信以一支犀利的笔可以行走天下。从1945年到重庆红岩村，一直随中共到西柏坡、中南海。28岁即出书《光荣属于民主》，向国统区人民介绍中共解放区的民主精神。1949年后，李普每每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报道开国大典和国内重大庆典活动。

关于1976年，今年已经87岁的李普记忆经常出现短暂的停顿，但他肯定地说，1976年是应该是中国最具有划时代意义转折的一年，它至少可以和1949相媲美。

 进驻新华社  

1976年，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李普个人来说，都是个特别重要的年份。他们全家从1973年惊动中央的大案中“解放出来”后，从中南局回到北京，在新华社北京分社担任社长工作，在政治上因为对四人帮专制的不满而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爱人沈容一起，“泡病号”在月坛北街的家中。

当年的李普和妻子沈容身处中国风云的最核心处，1976年三个首长相继去世预示着将有一场必然的大风暴，他们一方面坚信党会处理好这样的困境，一方面又为一时会出现的波折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所谓“泡病号”，用李普的话说，就是为逃避上边安排的自己不能够理解的工作，以避免少犯政治上的错误与良心上的错误，便称病在家。主要以锻炼休息为主。当时国内的新闻宣传工作被姚文元把持着。

1976年10月7日，李普一家正在吃午饭。电话铃响了，是个陌生的声音：“是李普同志家吗？”接电话的老伴沈容问：“是的，你是哪位？”

 “这里是39局。中组部某部长请李普同志说话。”对方说。39局是中共中央机关总机。这立即让沈容和李普觉得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那个时候担心最多的是个人出了什么事情。李普接过电话说，“我正在生病。”电话里中组部某副部长态度非常客气，依然让李普立即到中南海紫光阁开会，具体什么会议，为什么要开，“你来了就知道了。”

下午3点，中南海，紫光阁。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振华出来接待了李普，同时参加会议的还有中组部、军队里的成员，包括康生的秘书和李先念的秘书。等纪登奎来到以后，他们拿出毛泽东亲笔写的两个纸条，“你办事，我放心”和“慢慢来，不要招（着）急”。可以看出病中的毛泽东字迹非常潦草，纸条内容是经过张玉凤确认的。他们将两张纸条影印件交给李普和在座的其他四人每人一份。这个时候李普才明白，就在6日，四人帮被抓捕起来了，中央安排他和其他4人组成五人小组，进驻新华总社，清除四人帮势力，把新华社的主导权掌握在手中。

五人小组中，由李普分管业务的正常开展，其他四人负责清理整顿工作，在新华社清除四人帮的干扰和审查三种人。

因为保密的缘故，李普一直没向家人说明原因，妻子沈容一直处在忐忑不安之中。李普只在当天傍晚出现在家中片刻，取走换洗用品和洗漱用具，但他快乐的神情似在透露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他只对妻子说了一句话，“彻底好，不能再说了。”

在妻子沈容的记录中，她一下子意识到这事非同小可。第二天一早出门找在过二野的同志打听，才发现中国的历史已经翻开了新一页。就在老伴李普等5人进驻新华社的同时，另一五人小组进驻了《人民日报》。而在6日抓捕四人帮的当晚，耿飚即带领军队占领了中央广播事业局。

这一年年底，沈容被调到由耿飚挂帅，领导成员包括朱穆之、华楠、王殊等人，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宣口。一年后更名为中宣部。他们记得当时流传着一个笑话，有人买螃蟹，要一个母蟹三只公蟹。所以有人见面打招呼就问：“你买螃蟹了吗？”以此来表达粉碎四人帮后的痛快心情。

  5号楼上的张玉凤 

李普月坛北街家的楼上，住来了新邻居，是毛 泽东身边的秘书张玉凤的父母以及她丈夫的弟弟。刚搬来不久，因为楼上尚未安装电话，张玉凤经常到李普家借电话用。每次来打电话，张玉凤总会说：“对不起，借打一个电话。”打完总要说一句“谢谢”。

说起张玉凤，李普说，就在前年，他们去北京市郊，再次遇到张玉凤，此时的张依然神采飘逸，气质出众。她一眼认出了李普。李普感叹说，张玉凤和她的妹妹，仿佛完全两种不同的人，“张的妹妹粗鲁极了。”当年张玉凤经常到李普家借电话打给主席。一般是两个主题，问看电影结束了没有，或是要车来接她。

周恩来去世，曾经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总理身上的人民一下子陷入到无尽的悲愤之中。而就在这个时候，一直跟周总理身前对着干的四人帮此时竭力阻止人们追悼周总理。周恩来的遗体被安置在北京医院一间很小的病房里。他们严格限定向总理遗体告别的时间，告别的人数，不准人们戴黑纱，不准机关自行追悼等。种种限制，使悲愤的群众十分不满。来向周遗体道别的人川流不息、拥挤不堪。

张玉凤的小叔子来到李普家给张打电话。他说，他们工厂的工人要求在工厂设置灵堂悼念周总理，同时要求延长向遗体告别时间和增加告别人数。张玉凤说，让她请示一下。人们紧张地等着她请示的结果，但张的回话让大家非常失望。她说：“请示过了，只能照报纸上规定的办法执行。”

7月底，唐山大地震波及京津，在月坛公园旁边的球场上，张玉凤父母家已由部队给他们搭起了一个很大的帐篷。床褥、桌椅板凳都搬了下来，煤气罐、炉子、橱柜摆得齐整。李普谢绝了他们邀请，搬进了新华社北京分社的工作工作帐篷，帐篷里，分社全体人员和家属全部挤在其中。

10月6日，四人帮被打倒，张玉凤不再担任职务，她离开了国家中枢机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难的境地。李普说，秦川给了她很大的帮助，政府原来准备给她师处级待遇，秦川为张玉凤争取到了师局级待遇。

  走出神话 

李普说，毛主席去世时我痛哭了一场。要是在今天我绝不会痛哭。李普说自己真正的个人觉醒是在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讨论，以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上。

87岁的李普说到1976年以前，充满了自我批判：“我那时很左，一直在毛的个人迷信里没有醒来。当时骄傲得很，以政治家自许。对于一些政治上的问题没有深刻思考，在当年，也没有遇到可以点拨自己的人。”

“在文革期间，我只是有过一点点怀疑。我怀疑像毛主席这样搞下去，会丢掉天下的。我想天下是你 毛 泽东打下来的，应该想到怎样守业。得到天下是你，失去天下也可能是你。我没意识到这种想法错了，大错特错。江山并不是毛主席一个人打下来的，而是人民的力量打下来的，天下应该是人民的天下。这里面也有我李普的功劳！我在1945年出了一本《光荣归于民主》，我28岁，这本书在国统区很有影响，介绍解放区的民主，对党起到非常好的宣传作用。我报道解放区那些优秀的事迹，最后归功于个人，归功于毛个人，这就错了。”

文革期间李普被审查，直到1973年才被“解放”出来，李一直对党、对组织坚信不移。他甚至以为自己的确有组织上提出的那些问题，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当然，他后来才知道组织在他的个人档案里留下“特嫌”的字眼——这是他绝对不能够接受的。

这其实并不是李普一个人的错误。在1976年以前，中国一直生活在一个神话中，那是一个国家对一个人的崇拜，这让毛成为了神，毛的语言成为了普世的圣经。一个国家的思考力变成了一个人的思考力。人们将这种盲目的信任当作一种政治觉悟，在这样集体意识状态下很难有个人的独立的思考，任何对身边的事情产生怀疑的结果，都有可能被当作背叛。

而1976年发生的***，和10月份在人民的意愿中粉碎了四人帮，这是中国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也由此摆脱了“两个凡是”的阴影，走向改革，走向开放，走向法治与民主的进程。李普说：“中国的历史总的趋势是向前进的，就像奔流的长江，你坐在船头看似每天都在前进着，但是如果你从飞机上往下看，我们走的路愈发迂回曲折。如果以100年为单位看，我们的前进速度太慢，中间有可能走很多回头路，尽管总的趋势是向前进，但这进程实在太缓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