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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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让·热内，这个弃儿，流浪者，窃贼，囚犯，这个作家，编剧，导演。一次西班牙警察捕捉他，翻他的口袋，发现了一管凡士林。他们嘲笑，愤怒，刺激凌辱他，口腔和身体上的大蒜味、汗臭味、油腻味，不断涌向这个小偷。这管凡士林，暴露了让·热内同性恋身份。也使让·热内找到了与这群肮脏的警察的区别，

如果没有凡士林，让热内只是个小偷。因为有了它，他成了异端。因为这管肮脏廉价的物什，让热内获得了某种深刻的尊严。他不再受蔑视，他激怒所有的警察，他从凡士林某种看似邪恶的力量中获得了优雅。这更像是异端的权力。

2
西进西藏，以为是接近天堂的地方。但我们终究找不到天堂。不管如何努力。前苏联人曾这么自嘲：他们像亚当夏娃，两个人分一个苹果，还以为是在天堂。

在食品匮乏的生活里，天堂好像很近。

西藏，也是这样。看藏胞们一路磕长头的幸福表情，彷佛即将到了天堂。而我们又似不该在都市的烦恼与压力的亚健康状态里，说天堂距离他们50步，距离我们100步。我们置身于50步的距离里，但我们并未步入天堂。

我们没有说，因为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不愿去面对那些和纳木错一样纯净的眼神。我们早在碰壁中世故了。佛在我们这里，已经半掩黄土。

3
1970年代后，右派陆续平反。平反后，他们感谢党，并充满了宗教般的情怀。曾经有人怀疑这种王蒙式的忠诚。那个时候的右派，知识分子都是这样啊，被一个意识形态关押，并且百般蹂躏凌辱，出来后，依然是无限忠诚。

这样的无比忠诚于那个凌虐自己，并且让很多人葬身其中的组织，这种忠诚像是忏悔书。

尽管是1970年代以后，关于那个意识形态的信仰依然是不二的选择。如果他像意识形态曾经抛弃他一样，抛弃这个所谓的组织，抛弃这种忠诚，他将真正成为信仰的背叛者。异教徒。

在被解放的他看来，异教徒与背叛者，正是他曾经背负的耻辱的红字。并为之损失了半生。即使现在，这个红字依然没有立足之地。与其与这个主流的世界为敌，不如做个卑贱的信仰者……当然，这并不是他理性的选择，却是他潜意识中，不二的选择。

他不想沦为异端，尽管他曾经被当做异端。

4

如果那时候有了反对党。如果那时除了“我把党来比母亲”以外，还有别的选择，还有逻辑清晰的说理与判断。

在这个二元的世界里。凡是阻碍机器运转的力量，都是反动的。

知识分子，在1976年前没有成为异端。在1976年后，依然没有。

5
在东方的历史里，对于某个权力制度反对与支持，总有一方是错误的。于是，在正确与错误之间，便有了两种绝对的人，一种叫忠，一种叫奸。

两种人可能都会坐牢，谁能熬到忠烈的名分，谁又成为了被吐口水的秦桧一群？他们是如何辨别清楚的？现在听评书听的痛快。但那些千刀万剐的异端，有机会听到他们内心话的话，能听出忠或者奸么。

我如果是皇帝，我肯定忠奸不分。

6
秦晖先生发现，中国很多看似主流的生活，都是被动句式。被集体化了，被人民公社了，被结婚了，被上环了，被结扎了，被入党了，被分配了，被教育了，被忠了，被奸了。从前有温暖的朝廷，现在有这个关怀备至的党，你生活的一切都有可能被生活了,

7
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异端了。

作为一个杂志的主持者，一方面，在这个体制内，我竭力为这个国家的政权一点一滴的进步大加赞许，并勉为其难地在有限的权限下做些鼓动者的角色。一方面，作为个人，对这个世界的出现各种反人性事件充满了怀疑和深恶痛绝地批判。

作为工作的自己，看似正常而主流，但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的人，我成了异端。

只要自己工作，只要做媒体工作，你必须总要提醒自己，切勿撕裂人格。但人格的两重性实在难免。

8
曾经认识一个女士，祖父是赵先生紫阳的秘书。说起曾经拜访过富强胡同X号院，让我一下子觉得亲近起来。我曾送去过菊花，想来她和她的家人也曾受过盘查。于是我说起1989，说起我曾经经历过以及正在经历的一切。

她挺直了肩，忽然打断我，觉得有点烦。她的眼神使我想起某种敌对的眼神。在这个社会主流人群主流价值观里，那个故事不过是个蚊虫叮咬的事故。

更年轻的人，会大声叫起来：我们不想理睬什么政治。我只想吃饱饭，用LV。当然你也别用心告诉我，它和吃饭与LV有什么必然联系。不过，对于台湾和日本，我们还是愿意表达个人意见的。

9
这女士后来加入了狮子会。去了贫困山区。她很激动，回来写了篇记述文字。在文章最后，像个领导一般地叮嘱一对母女，要相信国家，相信社会。

对于我这样一个异端。我去相信谁。

好在异端就是用来怀疑的。如果是我，我也不会去说，要怀疑国家，怀疑社会。因为怀疑总不如获得面包更能解决当下的饥饿。